清明前夕，安徽合肥大蜀山文化陵園。一位身體瘦削的82歲老人站在抗戰(zhàn)英烈蔡炳炎墓前，身體前傾，眼神凝望著墓碑旁的銅像，若有所思地念叨著“父親，我是老八浙生。您犧牲時，我才一歲多，如今，已年過八旬。”

　　蔡炳炎，1902年出生于合肥東郊，1937年8月26日，殉國于有“血肉磨坊”之稱的淞滬會戰(zhàn)上海羅店戰(zhàn)場。

　　面對極其殘酷的淞滬會戰(zhàn)，少將蔡炳炎深知這場戰(zhàn)爭意味著什么。從1937年8月21日至22日，他連發(fā)多封家書，既有對國家生死存亡的憂愁，也有對妻兒的掛念，尤其提及“老八資質(zhì)甚佳，我頗愛之，希注意保育為要!”六天后，他在戰(zhàn)場上為國捐軀。

　　“老八”便是如今居住在合肥廬陽高河埂社區(qū)的蔡浙生老人，也是蔡炳炎英烈兒女中唯一在世者。“年歲越長越思念父親。年輕時沒有，現(xiàn)在每次去掃墓，心里就受不了。”說到這兒，老人哭了。

　　父親犧牲時，蔡浙生只有一歲。直到上小學，他才知道父親是一名抗戰(zhàn)烈士。隨著年齡增長，依靠散居海內(nèi)外的親朋好友所提供的信件、照片，父親的形象在蔡浙生心中才逐漸清晰鮮活起來。

　　在家鄉(xiāng)人記憶里，蔡炳炎“愛國家、愛人民，愛家庭”。在前線所寫最后一封家書中，他還嚴厲指責了一位逃兵，“周難于此次過漢，乘機潛逃，此人瘦弱無忠骨，所以不可靠。殊不知國難至此已到最后關(guān)頭，國將不保，家亦焉能存在?如到皖，不得令其居住。”

　　2015年9月18日，抗戰(zhàn)烈士蔡炳炎之子蔡浙生為安徽省合肥市朝霞小學學生講述抗戰(zhàn)故事。新華社記者 劉軍喜 攝

　　“牢固樹立愛國主義思想，這是對我最大的教育。” 每每想起父親時，蔡浙生都倍受鼓舞。合肥市廬陽區(qū)民政局優(yōu)撫科科長孫龍告訴記者，蔡老退休前是合肥市政協(xié)副秘書長，卻從未利用職務之便為己謀利，他始終要求自己“奉公守法、廉潔自律、努力工作、不圖私利”。

　　“爺爺要求后輩子孫，愛國始終是第一位的。”作為一名90后，蔡浙生的外孫女王啟涵對愛國有著深刻理解。她說，“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們，必須牢記烈士先輩們的壯舉，銘記這份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，無論在各行各業(yè)都要為祖國發(fā)展貢獻自己的力量。”

　　又逢一年清明，蔡浙生給父親寫了封遲到的回信，距離父親的絕筆家書已相隔81年，“抗日戰(zhàn)爭勝利了！久經(jīng)磨難的中華民族實現(xiàn)了從站起來、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。您所希望見到的一切，我替您見證了！”

　　洋洋灑灑三頁信紙，蔡浙生說自己想說的話太多太多。

　　想告訴父親，1985年，安徽省人民政府已追認他為抗日革命烈士。1986年夏天，家鄉(xiāng)合肥還為他舉行了烈士遷墓儀式，昔日舊部好友紛紛送上挽聯(lián)，“壯烈殉國 精神千古”“英烈永垂”……

　　想告訴父親，遷墓儀式后，生母趙志學從美國遷居合肥，直至1992年去世后與其合葬。“當年戰(zhàn)火紛飛，母親一人照顧不了三個子女，帶著大哥離開，輾轉(zhuǎn)多地，后僑居美國。客居美國數(shù)十年，母親一直保留著中國國籍。相見那一年，我50歲，母親76歲。”

　　2014年，民政部將蔡炳炎列入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。為了紀念蔡炳炎，合肥市政府將其故居附近的柳蔭塘路更名為“炳炎路”。

　　得到這個消息后，蔡浙生很高興，趁著腿腳尚好，沒事就去看看，“父親‘愛國家、愛民族、愛人民’的精神如同這腳下的路，我們會一直走下去”。

　　“又是一年清明，讓我再陪您說說話。”信件末尾，這位八旬老人寫下了對父親最深的緬懷和思念。

　　記者張紫赟、陳諾